一个穷老头胡须洁白，向我们讨钱。我的同伴约瑟夫·达弗朗什给了他一个五法郎的银币，我很吃惊，他对我说，这个穷老头使我回想起一个故事，这故事我一直不能忘怀，我这就说给你听。事情是这样的：
我的家庭原籍哈佛尔，并不是有钱人家，总算能够应付开支，如此而已。父亲工作要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，挣不了多少钱。我有两个姐姐。
我的母亲对我们家生活的拮据感到异常痛苦，她常常找出一些尖酸刻薄的话，一些隐隐约约、含义刻毒的责备发泄在她丈夫身上。这个可怜的人这时做出的手势叫我难受极了，他张开手抹一抹脑门儿，仿佛要拭去根本没有的汗珠，并且一言不答，我体会到他因自己没有能耐而感到的痛苦。家里样样省吃俭用，从不接受人家的请客，免得要回请。买的都是减价日用品，店里的存底货，我的两个姐姐自己做袍子，15个铜子儿一公尺的花边，也要在价钱上讨论半天。我们日常吃的是肉味汤和各种做法的牛肉，据说这既有益身心又健胃补肾，不过我更喜欢吃别的东西。
我要是丢了纽扣，撕破了裤子，那就要对我大吵大嚷。
可是每个星期天我们都要全家盛装到海堤上去游逛。我的父亲穿着大礼服，戴着大礼帽和手套，让我母亲挽着手臂，而母亲穿红带绿打扮得就像节日的船只。我的两个姐姐总是最先打扮好了等着出发的信号，但到了最后一刻，总会在父亲的大礼服上发现一块忘记擦掉的污垢，于是赶忙用旧布蘸了汽油把它擦掉。
这时，我的父亲头上顶着那顶大礼帽，只穿着背心衬衫，等着这套手续完了，而我的母亲戴上近视眼镜，脱下手套，免得弄脏，忙个不亦乐乎。
全家庄重地上路了，我的两个姐姐挽着胳膊走在前面，她们已到了出嫁的年龄，家里常让她们在城里招摇过市。我倚在我母亲的左边，父亲在她右手。我现在还想得起我可怜的双亲，在星期日散步时那种正言厉色、举止庄重、郑重其事的神情，他们腰板挺直，大腿绷紧，迈着沉着的步子向前走着，仿佛他们的举止关系着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。
每个星期日当看到从遥远的闻所未闻的国家返回的大海轮驶进港口，那时我的父亲便要一字不差地重复他那句话：
“唉！要是于勒就在船上，那会多么叫人惊喜！”
我父亲的弟弟于勒叔叔是全家唯一的希望，而在以前曾是全家的恐怖，我从小就听说到他，我觉得我第一眼就会认出他来，因为我老想着他，他对我已经变得那样熟悉了。他动身到美洲去以前的全部生活细节我都一清二楚，虽然家里人谈起他这段生活时总是低声细语。
据说他早先秉行不正，他曾经挥霍掉不少钱，在穷人家里这是罪恶当中最大的一种。在富人家里吃喝玩乐，不过是糊涂荒唐，这样的人，大家也就是笑嘻嘻地管他叫花花公子，可是在穷人家一个年轻人要是逼得父母动用老本，那他就是一个坏蛋，一个乞丐，一个无赖。
这种区分是正确的，尽管事情都一样，因为唯有后果才能决定行为的严重程度。
总之，于勒叔叔把他应得的那份遗产吃得精光之后，还把我父亲所指望的那一份也大大减少了。
家里按照当时的惯例，把他送上一只从哈佛尔开往纽约的商船，打发他到美洲去了。
一到那儿，我的叔叔于勒就做上不知什么买卖。不久他就来信说他赚了点钱，希望能够赔偿对我父亲造成的损失。这封信使我家激动万分，这个大家都认为狗屁不如的于勒突然成了一个正派的人，一个有良心的小伙子，一个真正的达弗朗什家的人，跟所有达弗朗什家的人一样廉洁正直。
有位船长又告诉我们，他已租了一间半大店铺，做着殷实的生意。
两年后又来了第二封信，信上说：
我亲爱的菲利普，我给你写这封信是免得你担心我的身体。我很健康，买卖也很兴旺。明天我要动身到南美长期旅行一次，也许要好几年不给你写信，要是真的不给你写信，你也不用担心。我一朝发了财就会回哈佛尔的。我希望后会之期不会太远，那时我们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。
这封信成了我们家的福音书，一有机会就拿出来念，逢人就拿出来给他看。
果然，10年了于勒叔叔没有再来过信，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父亲的希望也与日俱增。我的母亲也常常说：
“这个好心的于勒有朝一日回来，我们的境况就会变样了。他这个人可是有办法！”
于是每个星期天，一看见大海轮向天空喷出蜿蜒如蛇的团团黑烟从天边驶来的时候，我的父亲便重复他那句永远不变的话：
“唉！要是于勒就在船上，那会多么叫人惊喜哟！”
于是大家几乎都在等待他出现，并且挥动着手帕喊着：
“喂！菲利普！”
对于他一定会回来，大家早设想好了上千种计划，甚至于计划到要用叔叔的钱在安古维尔附近购置一所别墅，我不敢肯定我的父亲是不是就此已经进行过商洽。
我的大姐那年是28岁，二姐是26岁，他们还没有结婚，这是大家十分发愁的事。
终于有一个看中二姐的人上门来了，他是一个职员，没有什么钱，但是名声很好。我总以为那是因为有一天晚上，我们拿出于勒叔叔的信来给他看，才使这个年轻人不再犹豫，下了决心。
我们家赶紧表示同意，并且决定婚礼之后全家到哲赛岛小游一次。
哲赛岛是穷人游玩的理想地点，路程并不远，乘游船渡过了海，便踏上外国的土地。因为这个小岛是属于英国的，因此一个法国人只要航行两个钟头，就可以到邻国看看这个民族，并且研究一下这个不列颠国旗覆盖着的岛上的风俗。可是据那些说话直率的人讲，那是十分可怜可悲的。
这次到哲赛岛的旅行成了我们挂虑的、唯一盼望的、时刻梦想的事。
我们终于出发了。这一幕今天还如在眼前，就像是昨天的事一样。靠着格兰维尔码头的轮船升起了火，我的父亲慌慌张张地监看着把我们的三个包裹搬到船上，我的母亲惴惴不安地挽着我那未嫁姐姐的胳膊。自从二姐出嫁后，大姐就像一窝鸡里剩下的唯一小鸡，失魂落魄似的。在我们后面是那对新婚夫妇，他们总落在后面，使得我不时掉过头去看。
轮船鸣笛了。我们都上了船，轮船离开防波堤越来越远，朝着像绿色大理石桌面似的大海驶去。我们看着海岸渐渐消失，幸福快活，豪情满怀，如同那些很少旅行的人一样。
我的父亲挺着肚子，他的大礼服家里人当天早上仔细地擦掉了所有的油污，这时在它周围散发着出门时必有的汽油味。那时候我一闻到这种气味，就知道到了星期天。
我的父亲忽然瞅见了两位先生在请两位举止风雅的太太吃牡蛎，一个衣衫褴褛的老水手拿着小刀，一下就撬开了牡蛎，递给那两位先生，再由他们传给两位太太。他们的吃法很文雅，一块精致的手帕托着牡蛎壳，嘴巴向前伸着，免得弄脏袍子。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了进去，牡蛎壳就扔到海里。
不消说，这种在行驶着的海轮上吃牡蛎的讲究吃法吸引了我的父亲，他认为这是雅致高级的好派头，于是走近我的母亲和我两位姐姐问道：
“你们要不要我请你们吃牡蛎？”
我的母亲踌躇着，为的是怕花钱；而我的两个姐姐马上赞成。我的母亲语气不悦地说：
“我怕伤胃，你给孩子们吃就行了，可别过多，吃多了他们会闹病的。”
然后他转过身对我说：
“至于约瑟夫，他就用不着吃了，别把男孩子惯坏了。”
我只好留在母亲身边，心里觉得这样区别对待很不公道。我的目光跟着父亲，看他大模大样地带着两个女儿和女婿，向那个衣衫褴褛的老水手走去。
那两位太太刚刚走开，我父亲给我那两位姐姐指点，怎样吃才不至叫汁水流出来，他甚至想做个样子，拿起了一个牡蛎，他试着要模仿那两位太太，一眨眼却把汁水统统倒翻在大礼服上。于是我听见我母亲嘟囔着说：
“还不如安安静静地呆着！”
忽然我的父亲变得局促不安；他走开几步，盯着看挤在卖牡蛎身边的女儿女婿，突然间他向我们走过来，脸色显得十分苍白，眼神也变得异样，他小声地对我母亲说：
“真是怪事，这个卖牡蛎的怎么这么像于勒？”
我的母亲十分吃惊，问道：
“哪个于勒？”
父亲接着说：
“就、就是我的弟弟。如果我不是知道他现在在美洲地位不错，我真会以为就是他。”
我的母亲吓得嘟囔着说：
“你疯了，既然你知道不是他，那为什么还胡说八道？”
可是我父亲还坚持着说：
“克拉利斯，你、你去看看！最好还是你亲眼看一看，弄个明白。”
母亲站起身来，走近进她的两个女儿，我也端详了一下那个人，他又老又脏，满脸皱纹，眼睛始终没有离开他手里的活儿。
我的母亲回来了，我看出她在颤抖。她说得很快：
“对对对，我看就是他。你去跟船长打听一下，可要多加小心，别叫这个家伙又落到咱们身上！”
我的父亲赶紧就去了，我跟在他的后面，心里感到异乎寻常的激动。
船长是个高个儿，十分消瘦，留着长髯，正在顶层神气十足的踱着步子，仿佛他指挥着一艘开往西印度群岛的游船。
我的父亲神气俨然地走近他，一边恭维他，一边询问有关他职业的事情，哲赛岛有多大的重要性，有什么出产，有多少人口，风俗习惯怎样，土质怎样？
在旁人看来，真以为他们至少是在谈论美利坚合众国。
然后话题转到我们搭乘的这只“特快号”海轮，接着便谈到船员。末了，我的父亲嗓门都变了：
“您船上有一个卖牡蛎的老头，这个人倒显得很有趣，您知道点这个老头的底细吗？”
这场谈话终于把船长惹火了，他冷冷地回答：
“哼，这是个年老的法国流浪汉，去年我在美洲碰到的，我就把他带回国，据说他在哈佛尔有亲戚，但他不愿回到他们那里，因为他欠着他们的钱，他叫于勒，于勒·达尔蒙什或者达尔旺什，总之跟这差不离儿的一个姓，听说他在那边一度阔过，可是您看如今他败落到如此的地步。”
我的父亲脸色变得煞白，眼神慌乱，憋着嗓门一顿一顿地说：
“好，很好，这并不令我惊奇，谢谢您，船长。”
说完，他就走了。船长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走开。
他回到我母亲身旁，脸容大变。我母亲赶紧对他说：
“快坐下，别叫他们几个发觉出了什么事。”
父亲跌坐在长椅上，结结巴巴地说：
“是他，就是他！”
他接着问：
“咱们怎么办？”
母亲马上回答说：
“应该把孩子们领开。既然约瑟夫全知道了，那就让他去把他们找回来。尤其小心，别让咱们的女婿觉察出来。”
我的父亲显得很狼狈，他嘟囔着说：
“真是飞来横祸！”
我的母亲突然暴怒起来，她说：
“哼，我一直就料到这个贼不会有出息，他早晚要回来拖累我们，对达弗朗什家的人还能有什么指望吗？”
这时我的父亲用手抹了抹脑门儿，就像平时受到自己妻子责备时所做的那样。
我母亲又说：
“你现在就把钱交给约瑟夫，让他去付清牡蛎的钱。要是被这个要饭的认出来就不好了，那在船上可就有好戏看了。走，咱们到船的那头去，别让这个家伙挨近我们！”
母亲站起身来给了我一个五法郎的银币，他们就走开了。
我的两个姐姐正等着父亲，都感觉奇怪，我说妈妈有点晕船。我问卖牡蛎的：
“先生，该付您多少钱？”
我真想说：“我的叔叔。”
他回答：
“两个法郎五十生丁。”
我把五个法郎的银币给了他，他便找钱给我。
我看着他的手，那是一只满是皱痕的水手的手，我又望着他的脸，那是一张又老又穷苦的脸，满面愁容，饱含辛酸。我默念着：
“这是我的叔叔，我爸爸的弟弟，我的叔叔啊。”
我给了他十个铜子儿的小费，他谢谢我：
“上帝保佑您，年轻的先生！”
用的是穷人接到施舍的声调，我想他在那边一定要过饭。
我的两个姐姐端看着我，对我的慷慨感到惊讶。
等我把两个法郎交还给父亲，我母亲吃了一惊，问道：
“怎么，花了3个法郎？这怎么可能？”
我用坚定的语气说：
“我给了十个铜子儿的小费。”
我母亲吓了一跳，盯住看我：
“你疯了，拿十个铜子儿给这个家伙，臭要饭的！”
她打住了，我父亲指着女婿使了个眼色。
之后大家都沉默不语。
在我们面前，天边有一片紫色的阴影，仿佛从海里冒出来，那就是哲赛岛了。
当船靠近防波堤时，我心里油然而生一股强烈的愿望，我想再看一看我的叔叔于勒，想挨近他，对他说几句温存安慰的话。
可是他已经看不见了，因为没有人再吃牡蛎，不用说，这个可怜的人已回到他所住的那污浊难闻的舱底去了。
回来时我们改乘圣玛洛船，以免再碰上他。我母亲坐立不安，忧心如焚。
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父亲的弟弟！
今后，你还会看到我有时要给流浪汉5法郎的银币，其原因就在这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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